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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假定与推论的基础上，哈格指出，所谓的证立就是关于某一事物为什么能够被接受而不是被拒绝的论证。
其他条件不变，支持一个陈述的论据链越长，这一陈述的论证强度就越大。佩策尼克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现今许多法律理论学者都致力于判决过程的理性重构，佩策尼克也不例外。但是，拉兹进一步认为，"因为法律是被假定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一个体系，它的内容是参考司法权威者的意志和理性而决定的，这样，由于政治的反复无常，…司法又包含政治，没有理由期望法律将是融贯的"〔33〕。从法律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背景而言，它是评价性的。〔31〕佩策尼克自己也认为，法律论证中支持性结构部分的作用就是减少任意。这一网络结构如下：〔22〕 在这个结构图中，一个单一的论据链，P1-Pn，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P1支持P2，P2支持P3，依此类推。
在佩策尼克和哈格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指出，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讲，行为做出的理由一般可以分为决定性理由(decisivereason)和起作用的理由(contributingreason)，规则是决定性理由，而原则是起作用的理由。按照KeithLehrer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可证立内容，是在接受和偏好选择的背景体系基础上证立的，这一信念体系越是融贯，在此基础上所证立的内容越具有合理性。如刘星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阿尔尼奥（Aarnio）的"法律确证"（legal justification）理论 ，之后受该理论的影响，他在1998年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解释结果进行证立的重要性："笔者以为，解释的具体方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解释确证即正当性的基本理由的追寻和理解……"。
如拉伦茨认为，"法律适用是一种对向交流的过程，于此，必须在考虑可能适用的法条之下，由'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形成作为陈述之终局的案件事实，同时也必须在考虑终局的案件事实之下，将应予适用的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发现过程是认知者自己个人范围内的事情，而理性证立的作用范围却更为广泛：一方面是说服认知者本人接受所发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说服别人接受他发现的东西。这种先有结论后找理由的思维模式被称之为"结论先导"或"结论主导"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下，法官在听取当事人的最初陈述以后就已对案件有了大致的结论，事实的进一步查证和法规范的寻找都是为证明他最初结论的正确。12.[奥]凯尔森：《论法律解释理论》，李鑫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3.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o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25页。只不过，"法律「发现的过程」，是关于真∕伪的事实问题，而「正当化过程」，是关于合理妥当根据的证立问题" ，发现层面上的法律解释是一种在事实意义上的活动过程，它的使用是一种事实状态，只能以真假来判定，而无法以正确与否来衡量。
想要说服别人接受某一新的观点或理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一些大家都认可的逻辑方法重构认知过程，能够被理性重构的更容易被接受。而证立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一种理性回溯证立的思维方式，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的思维起点是法律结论，从某个已有结论出发，通过使用包括解释在内的各种方法，考察该结论能否被理性证立、能否被他人接受，能够被理性证立的才是正确的。苏力也是站在证立立场上看待解释问题的，"……法律解释的问题不在于发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而在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做法提出有根据的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 法官在考虑"作为陈述之终局的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寻找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实际就是在局部范围内以"作为陈述之终局的案件事实"为标准衡量所选法律规范是否正当。
在这一思维方式下，法律解释是立法完成后使法律语言从模糊走向明确的必经之路 ，正是因此，学者们才有了"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的基本认识。质疑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的声音在法律领域也同样存在。另一方面，法律解释本身也是一种需要正当性证立的活动，这是因为，解释活动本身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展开，而这些解释方法的选用往往取决于不同的解释目的。本文发表于《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7期 进入 侯学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 法律规范 准确适用 法律论证 。
肯尼迪通过重新解读法律史料，发现了法官们通过对法律文本的教义学式注释，巧妙地掩盖并调和了各种矛盾或紧张关系。而且，从事实的角度讲，恰恰由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不同解释方法的使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反而会进一步增加了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
在现实主义法学家这里，法律解释等方法虽然是掩盖"法官凭感觉发现法律"或"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但是，单就逻辑功能来讲，法律解释等方法是法官用来证立某种结论的工具是非常清楚的。31.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因此，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发现与证立并非是截然隔离的两个过程，"发现"实际上也就是通过了相关检验的事情：发现无法独立于证立，发现包括了证立的活动。这一事例中，目的解释方法被作为说明某一解释结果之正当性的手段，也就是对该解释结果的证立。传统上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的思维起点是法律文本或法律规范，从文本出发进行解释，而后考察解释出来的结果是否在文本的意义射程之内，若在文本意义射程之内，则可以认为是正确适用了法律规范。45.RaunoHalttunen,Justificationasaprocessofdiscovery,RatioJuris13,2000,p.379. 46.1949年，英国哲学家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提出了区别两类知识范畴的一种有用分法--知道为何(Knowinghow)和知道是何(Knowingthat)，很好地说明了发现与辩护的关系。证立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法官的一种理性反思行为，为了理性判定所发现结果是否正确而使用的一种方法，于是法律解释方法就成了验证、检验发现结果是否正确的重要手段。考夫曼也主张，"法律发现绝非单纯只是一种逻辑的三段论法，而是一种逐步进行的，从存在的领域探索至当为的领域，以及从当为的领域探索至存在的领域，是一种在事实中对规范的再认识，以及在规范中对事实的再认识之过程。
35.温辉：《我国宪法解释方法：一种理论分析》，载《政法论丛》2010年第5期。" 依据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发现之后必须有一个证立的过程，因为发现中无须考虑发现过程本身及其结论是否正确，结论的正确性是在证立过程中予以解决的问题。
哲学中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影响着人们对法学知识的认识，人们认为法学知识的获得也有发现与证立两个过程。因此对于发现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只能在描述性意义上予以定义，而不能赋予它保证法律规范正确适用之类的任务。
" 也有人直接地指出：判决结论并不是在作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已被发现、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已得到证实的情况下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实际上是法官们事先已有初步的结论，案件事实的形成和法律规范的发现只是使其结论正当化的过程而已。" 欧洲自由法运动中不少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司法判断过程就是法官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的过程，法官的直觉和情感因素决定着他们能否根据正义和衡平原则去发现法律，"法官的判决不是对法律的演绎，而是一个意志活动，一个决定"。
其实，在西方学者、尤其是主张法律论证理论的学者那里，法律解释早已在证立意义上予以使用。两种立场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锋。传统法律解释观念是一种发现意义上的解释观念，这种意义上的解释行为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只有在证立的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才具有证立某个解释结果是否正确的功能。朱景文也认为"法律解释既是法的实施和适用的前提，又是保证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媒介"。
" 这一理论也并不否认非理性因素在法官发现判决中所起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是认为更重要的是对判决的规范性证立，"直觉、偏见和价值这些因素很可能影响到法官就法律问题做出判决的过程，但这决不有损于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因为这些均属于发现的过程，司法过程的客观性存在于证立的过程中。因此，论证理论的任务是，对某个解释性判决给出合理的标准。
就此而言，上文所论学者们将法律解释看作发现裁判规范的一种方法，在逻辑上是不能得出"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的。真的信念必须要得到完全的证实才能构成知识 ，发现的结果只有经得起逻辑上的检验和证实才能成为科学知识。
而现今司法中"正确"一词的含义有所扩展，不仅要求判决结论是根据法律得出的，更要求法律规范的选择也应当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判决结论的社会效果--能否被他人接受。" 法律解释与法律论证的这种密切联系，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予以表达：法律解释原本就不是为寻求正确答案而来的，法律解释只是为另一方法--法律论证--提供了命题，命题本身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命题来完成的，它只能通过法律论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而后再根据证立效果的好坏选择是否修正初步的结论，修正后的结论再使用各种方法予以证立，如此反复，直至得出能够完全证立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法中的法律规范只是能够为案件提供裁判依据的规范来源，真正在当前案件中起到约束作用的是法律适用者解释出来的裁判规范，就此而言，对当前案件来讲，只有这个裁判规范才是真正的、具有约束力的法。" 法律解释必须在法律论证的框架内才能够被正确理解，这一论断表明，仅在法律解释范畴内，我们无法提供选择其中一种解释方法的正当理由，为此还需要借助于其他一些论证规则，"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在哪一推论步骤上来使用这些论据，并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才谈得上对法律判断给出了合理的说明。42.MartinP.Golding,"Anoteondiscoveryandjustificationinscienceandlaw",inAulisAarnioandD.NeilMacCormick(eds.),LegalReasoning1,Dartmouth,1992,p.120. 43.[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页。
前文所述在发现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概念的学者，主要在事实意义上描述了实际的司法解释过程，并非对它们的规范性思考。显然，新规则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规则应当被遵守。
48.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因而，从法学发展史来看，自从萨维尼提出法律解释的四种方法以来，学者们大力发展的这一体系，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合宪性解释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规范予以解释，以期发现一个与案件事实能够直接对接的裁判规范。
16.[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33.[美]马默：《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张卓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编者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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